公示栏前围满了人。我目光聚焦在名单的第一行，上面写着梁俊雄，标注他是烈士遗属，有优先安置的权利。我的名字排在第三，而安置的单位却是在偏远的乡镇。脑中不断徘徊着“烈士遗属”这几个字。同批次转业的战友杨凯拉我到一旁，压低声音告诉我，俊雄的父亲是县事务局局长，烈士的档案是最近才补齐的。那一瞬间我感到震惊，却也未能说出什么。尽管我尽量平静，回家途中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波澜。
我骑车回到家，车筐里装着给大伯买的药酒。母亲询问我的安置情况，我只是简单回应正在走程序，未深入交流。她默默回到厨房，刀声阵阵，似乎在剁饺子馅，这也是她发泄内心不快的方式。傍晚我前往大伯家送药酒，大伯独自居住，年纪大了生活不易。母亲说过，大伯年轻时在军队服役，受了伤，晚年孤单，所以我们应多照顾他。
这些年，母亲每周都带我去大伯家。大伯话不多，通常坐在旧藤椅上，静静看着我们忙碌，偶尔说几句。我到时，他正在院子里忙着种月季。得知我安置的事，他只是慢慢问了句。那晚，大伯比平时话还少，吃完饭我洗碗时，听着收音机里戏剧的声音，感到戏台上的表演和现实中的坚持有着很大差距。 球友会
夜里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心中纠结着“烈士遗属”的身份问题。梁俊雄占用了我的转业名额，我心中愤怒不已，这一身份的获取显然并不光彩。几天后，我约了杨凯吃饭，希望了解详细情况。他告诉我，梁俊雄的档案似乎是伪造的，根本没有合法的审批流程。他的表叔在事务局工作，得知此事后也颇感惊讶。
在杨凯的提醒下，我意识到这条路不容易走，单靠道听途说并不足以有所作为。虽然我心里不甘，但认识到现在的处境并不陌生。母亲对这件事毫不知情，仍积极寻找解决方案。她果断找表亲寻求帮助，带回的水果和牛奶原封不动，母亲在厨房久未出来，隐约间我感受到她却也承载了沉重的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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