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11月6日，在江苏碾庄圩外围，黄百韬的第七兵团遭到华东野战军的包围。本以为几天内就能解决的战斗，竟然拖延到11月22日。经过十五天的激战，碾庄圩成为淮海战役中最难攻克的重点。不仅仅是因为敌方兵力和火力强大，更因为尽管兵团内部派系众多，但在面临绝境时，他们都不愿轻易放下武器。黄百韬和他的下属军长们各有考量，形成了一种少见的“各自坚持，直到最后”的局面。

黄百韬并非是黄埔军校的直系学员，也不是蒋介石的老乡。他曾在北洋军阀部队服役，1928年后加入国民革命军。由于缺乏显赫的背景，他必须通过执行命令和战场表现不断上升。他以敢打敢拼而著称，尤其在孟良崮战役期间，面对张灵甫被围住的局面，他主动出击，给解放军造成了压力。这种“拼命”的作风正是蒋介石所赏识的。

然而，黄百韬作为兵团司令，却难以完全控制下属的部队。第七兵团下辖的5个军队来自不同背景，既有中央军，也有地方军，其关系错综复杂，名义上归他指挥，实际上每个军队都有自己旧有的关系。撤退过程中，一个细节突显了这种混乱：兵团渡过运河时，浮桥未能及时架起，导致部队拥堵，撤退计划被打乱。黄百韬命令63军转向窑湾渡河，却在此遭到重创，兵团失去了组织防线的机会。 球友会

25军是黄百韬的老部队，其军长陈士章与他关系密切，负责碾庄的核心防御。尽管战斗力不弱，但在华东野战军的连续攻击下逐渐瓦解，陈士章负伤后逃离战场，最终被派往南方重建部队。重建后的25军无法恢复原有实力，陈士章在福州战役中再次失去部队，最终被俘。他长期拒绝改造，直至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才获释，后移居美国，1992年在洛杉矶去世。

44军军长王泽浚出身川军，他的部队在抗战期间承受了巨大的伤亡，到了淮海战场时，装备和兵员已经严重不足。44军被击溃后，王泽浚被捕，面对部队的损失，他感慨出川时有二十多个团，经过多年，只剩几个团，连这点也打光了，这句无奈的话语深刻反映了他的沧桑。

63军军长陈章隶属于粤军，依照蒋介石的策略，地方部队被调往外省作战，他在窑湾被围攻并阵亡。因其名字与25军军长相似，一度造成南京方面的误报，让陈士章的家属提前为其设灵。64军军长刘镇湘有较为复杂的背景，参与过叶挺独立团和南昌起义，最终试图维护军部秩序，但仍然被俘。在接受改造期间，他态度强硬，直到1975年获释，后任广西政协委员，1986年去世。 球友会

100军的军长周志道是黄埔四期毕业，因出身不同，对黄百韬的指挥不完全服从。他曾试图申请调离，但未获批准，最终部队防线较早被突破。受伤后，他化装逃离，重建100军时因旧伤复发未能掌控部队。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，他担任过多个职务，1984年去世。

黄百韬兵团的顽强抵抗，不能仅仅归结为“将领死硬”。碾庄圩的地理条件适合构建防线，加之敌我双方的重武器比例，以及解放军必须一边作战一边堵住增援，都使得战斗异常惨烈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尽管兵团内部缺乏团结，但每个人都明白一旦被俘，自己的前途和责任无法摆脱。11月22日，黄百韬未能突围而战死于战场。五位军长中，有的阵亡，有的逃逸，有的被俘但拒绝改造。正是这些背景、想法各异的人，共同撑住了第七兵团，付出了惨重代价。